沉淀与回归：韩国建筑师的六十年

　　自1953年韩国战争停战以来，迄今已整整过了60年。韩国的建筑，以战后重建为新起点，经历了关于传统性的争论、国家经济的盛衰，以及建筑师自我反思等过程后，最终回归到将建筑归还给市民的新落脚点。在此过程中，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不停地转化，建筑的意义也随之不断地转变。

　　精神支柱的倒塌

　　2013年的新年之初，便出现了韩国近代建筑的精神支柱倒塌的事件。1月2日，空间建筑事务所（以下简称空间建筑）最终宣布破产。

　　提及韩国的近代建筑史，其中最重要的事务所和人物就是空间建筑和金寿根。韩国战后近代建筑史不可抛开这两者而论。尽管早在27年前，“国家建筑师”金寿根放下肩上的重担悄然离世，但如今他留在世上的空间建筑的倒闭，仍给韩国建筑界带来了严重的打击。

　　此事件代表着近十年来韩国建筑界的情形。事实上，许多韩国的建筑事务所也早已倒闭，其余的也都处在困境之中。然而此事件的发生仿佛一阵强风，将长期挂在悬崖边缘的韩国建筑师重重地推下山去。

　　在今后的韩国近代建筑史上，此事件必然是人们不可也无法忘记的转折点。因为事件发生的这一天，韩国近代建筑之基础倒塌，也因此韩国的建筑从而转入了另一新的历史局面。

　　战后的建筑师

　　就像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一样，毫无例外地，在战后的韩国，建筑师要担当着国家的建设，担负着通过重建成为废墟的城市将人民的绝望转化成希望的重任。在这一时期，制定具有象征意义且又积极进取的计划，并建设能够代表国家的标志性建筑是战后国家的首要课题。而在这一特殊时期——在萧条冷漠的战后，建筑师是最为社会所需的，是最受社会重视的职务，建筑师的方案计划即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战后的建筑是为了国家的建筑，是由国家建成的建筑。

　　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韩国于1945年得以解放，但在1950年又引发民族内部战争即韩国战争。于1953年宣告停战后至今60余年已过去，但此场战争仍未结束。

　　总而言之，首都首尔的重建是当时战后的韩国所要解决的最为急迫的课题。战争中为夺回首都，对首尔的集中轰炸攻击导致城市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同时，为躲避战乱向南而去的避难民众也很快陆续返回。虽然于1953年出台的《首都复兴委员会规定》和《建筑行政纲要》是城市初期重建的主要导则，然而大部分重建还是由首尔市城市规划局来主持。

　　1959年，首尔市公开征集选址在南山的新国会议事堂的建筑设计方案，并在当年11月19日，在报纸上公开了中标的设计方案及建筑师。耸立在南山的共24层130米高的新国会议事堂中标方案是由当时29岁的留学生金寿根、朴春鸣和姜炳基共同设计的。金寿根以此在韩国建筑界华丽登场。不幸在开工以后，于1961年5月16日发生的军事政变导致建设工程废止。然而，由于中标过国家级项目的经历，当时的金寿根已受到高官的瞩目，而且他接受过首尔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优秀的教育，并正就读于东京大学，这更使他成为了值得世人期待的青年建筑师。因此在1961年，在新一代政权的主导下，他再一次接手国家级项目，担当驻韩美军的娱乐设施“华克山庄（Walkerhill）”的总体规划。此项目便是他成为国家级建筑师的原动力，帮助他与政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得他在完成此项目之后也陆续接手其他国家级的重要项目。也在同一年，他设立了“金寿根建筑研究所”（空间建筑的前身）。

　　对于在停战后不久出台的新政权来说，国家的象征和强大的权力是他们最为需要的，因此他们急需建筑师以建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而且希望由一位值得信赖的建筑师来主要主持他们的项目。而金寿根便如此站在了国家建设的前线。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新城市的渴望以及对标志性的欲望，这也很好地说明了他当时设计创作的政治背景。

　　1960年代，他的设计代表作有自由中心（1964），贞洞文化电视台（1965），高塔酒店（1967），韩国日报大厦（1969）等，其中于1966年设计的世运商街为长达1公里的巨大建筑，其设计运用了许多当时西方前卫的建筑设计概念。他同时也主持了不少城市规划及相关项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1968年的汝矣岛综合开发规划。在同一年，金寿根担任了韩国综合技术开发公司的主席职位，并首次发表了韩国战后的第一部建筑杂志《空间》。而当时他的弟子柳杰和金锡澈成为了今日韩国近代建筑界不可缺少的人物。

　　他在70年代设计的代表作品有空间事务所大楼（1971），奥运会主场馆（1977），综合文艺会馆（1979）等。他在1980年设计了他的后期经典作品京东教会之后，还不断地从事设计，直到1986年离开人世。

　　在1961年军事政变之后成立的朴正熙总统政权一共持续了18年的时间，至1979年才结束。因此金寿根的大部分建筑实践都处在朴正熙政权时期。在当时政权的强大权力背景下，他的建筑作品体现着强烈的建筑语言。然而，这并非是政治理念的表现，而是时代产下的不可抗拒的语言。

　　此外，在战后国家重建的过程中，建筑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的课题——对建筑传统性的确立。在新时代开启时刻，对于传统的解释与传承的探讨是极为敏感极需慎重的。金寿根也曾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该问题之中。

　　他在1976年设计的国立扶余博物馆，将他的设计所涉及到的与日本神社的相似性、与百济（扶余为韩国古代三国时期百济的国都）的关联性、以及韩国建筑的传统性等一系列的问题浮出水面。在方案已进入施工状态之后，韩国建筑界引发了关于什么才是韩国式的争论，甚至有人拿日本神社照片与他的方案进行对比。此事件即是建筑师个人与社会的正面冲突，而它是无论如何都曾要出现的，是韩国建筑界发展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而今日，现代的建筑师可以更自由宽泛地探讨建筑的韩国性。当然，这要归功于当年直面过该问题的建筑师金寿根。

　　考验的时代/克服的时代

　　抛开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60年代和70年代的韩国在朴正熙政权的主导下进行了新社区运动，开始逐渐走向近代国家的道路，并在80年代完成了其基础工作。

　　在70年代，乐天酒店（1973）、广场酒店（1976）、凯悦酒店（1978）等主流酒店得到建设。在80年代，亚运会（1986）和奥运会（1988）的举行，63大厦（1985）和韩国综合贸易中心（1988）、艺术殿堂（1988）以及自1988年起实施的200万户住宅楼建设等中大型工程陆续进行，使首尔这座城市开始变得辉煌灿烂。

　　然而，这一时期不仅只是城市变迁的黄金期，它又是韩国建筑界走向活力的新转折点。而它主要开始体现在80年代末期。

　　在这一时期，人们刚刚摆脱民主化运动的束缚，得到了思想及行动的自由开放。而且，在成功举办首尔奥运会之后，国家不再需要一个需负责国家建设的建筑师，而这时由于金寿根的功绩，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升，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一代的建筑师也做好了走向社会的准备。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青年建筑师自行组织的“青年建筑人协会”、“准备建筑之未来的聚会”等团体的出现足以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在焦虑和期待交织的状态下，建筑师开始将时代的变化逐渐融进个人世界中，开始自然地构筑起各自的个人建筑世界。“4.3组团”的出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也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最重要事件。

　　“4.3组团”由标榜以建筑师个人理念为重而进行建筑创作的“作家主义”的建筑师们组成，他们不论学缘地缘，也不管其建筑观是否一致。在1990年4月3日，他们举行了首次聚会，便以此开展了新的时代。尽管在1992年12月12日开展的展览是他们唯一的公开活动，然而直至今日他们仍在影响着韩国近代建筑历史。“4.3组团”的14位构成员（以承孝相、闵贤植为代表的14名建筑师）大多数都成为了现今能代表韩国的建筑师。因此，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可以说是韩国近代建筑史上相当重要的萌生时期。

　　另一方面，此时韩国的建筑开始与人文学交叉，出现了将建筑神秘化的过渡现象，即建筑师使用抽象的建筑语言，使建筑从体验者（或使用者）生活的一部分转变为“为建筑师的建筑”。就像西方的现代主义一样，建筑开始被囚禁在理论框架之中，从而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逐渐减少。

　　尽管如此，没有人能够否定建筑师自我世界的创造是近代建筑形成的必要过程。当众人期待韩国近代建筑深奥的成熟期到来之时，建筑师不幸突然被推到巨大的考验面前。

　　1994年，连接首尔汉江南北的主要桥梁圣水大桥塌落。接着在次年，江南的高级百货大楼三丰百货店倒塌。无论如何，这种事件原应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此时全社会对建筑界的谴责已走到了极端。然而，对建筑师的考验并非到此结束。1997年12月，韩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申请金融救助向全世界宣告了经济萧条，这也意味着韩国不再会有新产业的增生。因此建筑师的地位从被批判的对象再次跌落，深受社会的冷落。

　　然而，包括“4.3组团”在内的青年建筑师熬过了这一艰难时期。也因此，他们的建筑语言是如此地内向和个人化。他们构筑的建筑语言，大体上讲，可归纳为“默”和“虚”这两个概念，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深沉思考过的痕迹。

　　至今，他们仍坚守着自己的建筑理念，也正因为如此，在今日它们才得到人们的更加认同。在21世纪，人们逐渐厌烦于快速的城市生活以及过多信息带来的压力，也逐渐认识到“默”和“虚”是多么的宝贵。

　　作为个人建筑概念的“默”和“虚”与时代产生了共鸣。时代的变迁，使得内向的“作家主义”变得有说服力，并开始成为了强烈的沟通工具。

编辑：王玲